蔣南青：建立互聯可追溯激勵機制推動低值廢棄物的回收再利用

作者：蔣南青 中華環保聯合會綠色循環普惠專委會秘書長

蔣南青，博士，現擔任中華環保聯合會綠色循環普惠專委會秘書長，北京綠普惠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曾任中國合成樹脂協會塑料循環利用分會秘書長，聯合國環境署駐華代表處官員。從事環境可持續發展和循環經濟的推動工作。擔任過中歐環境政策和循環經濟對話合作伙伴項目專家，WWF國際專家，亞洲開發銀行項目、世界銀行項目、聯合國兒基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項目專家。 

一、垃圾回收新體系的構建

2019年，中國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的大關，但垃圾回收分類體系仍在構建，垃圾廢棄物問題與經濟發展的速度形成鮮明對比。城市生活垃圾處置依然主要依靠填埋和焚燒（生態環境部，2020）。2019年，我國城市人均垃圾產生量排名前10的城市垃圾產生量為200~500kg（圖1），垃圾總量達到2.1億噸。如果這一趨勢不加以控制，隨著消費的持續增加將會產生更多的廢棄物，給城市環境管理、氣候變化、碳減排等工作帶來巨大挑戰。 

隨著城市開始全面實施垃圾分類，探索新型垃圾回收體系的構建，能否把握住這個機遇是對整個廢棄資源回收處置行業的一次挑戰。以前靠拾荒者和市政管理的垃圾回收模式被取代，城市管理者按行政區域進行劃分由回收商負責，回收商統一處置回收的可再生資源。這種新模式需要培育更高層次的回收再生價值鏈，以形成高端的回收再生產品，對于回收企業而言才能獲得真正的商業利益。 

二、垃圾回收的獎勵方式

在新型垃圾回收系統的構建中，消費者的回收行為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在過去的體系里，消費者并沒有參與感，垃圾分類對于消費者來說是需要時間和學習的。對于希望回收更多有回收價值的可再生資源的回收商來說，需要給予消費者更大的激勵，才能有效地改變消費者的行為，更加積極地參與分類，這也可以降低回收的成本。

隨著垃圾分類在各城市的落地，各城市政府也紛紛出臺了各種政策以鼓勵市民積極參與，通常以市政府財政的經濟獎勵為主。如深圳市在2019-2021年期間，每年安排生活垃圾分類激勵補助資金9375萬元，其中，各區財政承擔6250萬元，市財政承擔3125萬元，其中包括獎勵家庭5000戶，個人1000人，住宅區500個，獎金額度分別為2000元、1000元、10萬元/1000戶，每個小區最高補助不超過30萬元。廣州每年有800萬元用于獎勵單位1000個，家庭2000戶，個人3000人，還可以按照廣州市有關規定作為來穗人員享受積分制服務的積分。這種財政獎勵的對象覆蓋面小，且評定標準很難定量，因此不具有普惠性。

對于個人定量的獎勵，上海建立了“綠色賬戶”，可以按不同的回收數量領積分，攢夠積分還能兌換禮品。對于可回收垃圾，有關部門也將回收所得轉化成為市民垃圾分類的動力。向居民發放“拾尚包”，統一收集可回收物。此外，通過智能回收機，可以使用支付寶或者微信支付，按重量計費。這種綠色賬戶目前是很多個人普惠機制的形式，以公益方式開展，但是需要消納積分，很難保證系統運營的可持續性。

在互聯網時代，眾多智能的回收方式出現，如我們常見的智能回收機。采用智能回收機的出發點是回收塑料瓶、紙、玻璃等可再生資源。這種形式是基于押金制體系從國外傳到中國，這對于保證回收材料的可追溯性和安全性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由于智能回收機設備本身的高成本以及維持運營的成本問題，在中國很難與其他回收模式相抗衡。中國一直有非正規的拾荒者或個人在從事這一行業，他們的回收成本更低，這就使得智能化成為一種看上去很美的事物，但在真正運營中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需要更多的下游高附加值再生行業的支撐。

目前發展比較好的是二手市場，增加交換減少了垃圾的產生。從當年的跳蚤市場、農夫集市到二手市場，都是一種很好的市場模式。現在的互聯網平臺，如閑魚、愛回收、京東回收等與回收企業合作，消費者在平臺進行交易或者免費提供廢舊物品，由回收商上門回收，互聯平臺提供入口。在二手書等具有重復使用價值的產品上，互聯模式已經實現商業模式，但是這些平臺只提供入口，而后端的再利用或者再生則與平臺無關。

三、低值廢棄物的回收利用

城市生活垃圾主要分為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兩大類。不可回收垃圾中以廚余垃圾為主，廚余垃圾占生活垃圾比重達到40%~60%，因此，需要在垃圾分類中將廚余垃圾與其他垃圾分開。在我國，可再生資源的回收利用體系一直都存在，但與城市垃圾處理屬于不同的體系，這是一個市場化的系統，沒有政策或者財政的補貼。而且，禁止洋垃圾進口的政策改變了過去利用國外進口廢棄塑料加工的方式，促使塑料再生行業必須轉向國內建立塑料回收體系，但是成本與之前進口國外分類過的洋垃圾有著很大差別，再加上其他因素，如拾荒者的淘汰，環保成本增加，石油價格下跌，造成再生塑料的成本貴于新料，從而使得再生行業失去商業利潤，導致最終利用市場的減少。塑料可回收物由于其低值屬性，造成消費者不會在意其回收所帶來的回報。互聯網上回收的產品基本都是以衣服、家電、書、塑料中飲料瓶和沐浴瓶等較高值物為主，而新興行業的電商和物流使用后的餐盒、包裝袋、快遞袋由于很難與內包裝物分開，或由于包裝的一次性屬性，最終去向都是填埋或者焚燒。隨著中國提出2060年碳中和目標，由于塑料的原料來自于原油、煤炭或天然氣，塑料回收再利用也成為一個重要的減排領域，一個重5克的塑料袋碳排放量是33克，一個100%全部為再生PET材料的托盤要比新材料的碳足跡減少24%。根據《中國塑料生產年鑒》統計，2019年中國塑料年產量已經突破1億噸，其中一次性塑料袋的產量大約200萬噸，再生減排潛力巨大。 

四、個人綠色行為的獎勵機制 

目前對于塑料回收還沒有很好的手段來減少塑料的消費，特別是對于一次性塑料，一條常見的路徑是使用可降解塑料等替代材料，但目前對于消費者來說，使用可降解塑料實際是增加了成本且不可回收，很難培養消費者養成回收的習慣。在建立消費者綠色回收行為的過程中，首先需要記錄個人綠色回收行為，并以碳排放作為量化的標準，形成數字化體系。目前的智能回收系統已經在這方面有了很多突破，隨著大數據和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個人有可以開設賬戶，累積記錄碳減排量，并計入消費者的賬戶。在個人行為的獎勵方面，來自第三方專業普惠平臺與政府和企業合作，給予更多的綠色行為兌換權益和實物獎勵，幫助城市、社區和企業實現碳中和及零廢棄，從而實現共贏。在這一過程中，除了需要對消費端行為進行減排量的標準化外，還要對再生資源回收產品制定認證標準，并在供應鏈中進行可追溯管理，以不斷提高產品的附加值。隨著產業技術的不斷升級，低值化原料回收再生已成為現實，可以幫助再生行業向更高端轉型。

目前，這種綠色普惠平臺模式（圖2）已經在四川瀘州啟動。綠色普惠平臺支持瀘州環保局聯合瀘州城管局以及“智慧垃圾分類服務支持方”等，針對市內智能垃圾回收裝置和網格員監督兩種形式，平臺分別通過數據接入、線下掃碼完成對用戶參與垃圾分類的認證，并與后續的積分發放、獎勵領取、公益兌換等形成用戶踐行環保的記錄、激勵、教育的全鏈條閉環，為瀘州市全面高質量地推進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實現城市綠色與可持續發展提供權威、創新的關鍵樞紐。

低值廢棄物的回收再生仍然需要全產業鏈的通力合作，雖然目前已經有了一些初步的智能化解決方案，仍然以政府獎勵機制為主，需要尋求更能長期持續運營的商業運作模式。在利用智能數字化互聯技術實現可計量的同時，仍需要以政策為指導，如碳中和目標及鼓勵自愿性碳交易，給予再生資源回收行業更多的財政支持，給予普惠平臺更多的運營權益和支持，讓各方都有動力積極參與，形成共贏的局面。

本文系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美團外賣青山計劃專項基金”環保顧問團專家視點欄目特約專家中華環保聯合會綠色循環普惠專委會秘書長蔣南青撰寫，更多專家觀點敬請期待。